《出家所為何事？》 釋定賢 21/02/2006
在一次由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主辦的電影欣賞《一輪明月》----描寫弘一大師的生平後，於討論時間裡，其中一位觀眾提出對出家者質疑的類似老問題：「為何有些人要拋妻棄子出家？佛教講悲愍眾生，但反對出家者的眷屬所受之痛苦又為何不顧？在家不能學佛修行嗎？」今就此類問題，表達一下個人的意見。
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後，出家的生活開始時就被儒者指責為不盡家、國之義務，在孝道和傳宗接代上被指乖違倫常的責難尤甚，倘若成家立業後仍堅持出家的修行者，更鮮為一般世俗所理解及認同。撇開歷史上的政治和教理之爭不談，若以世俗「拋妻棄子」之見責難，佛教教主本師釋迦牟尼佛當為首要典範！在佛傳的記載裡，可以清楚了解未成佛前的悉達多太子出家的動機和目的。從世間的實際觀察中，太子深感人生和眾生界的無常、不完滿和無奈，這可綜合成八種身心苦惱的類別：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怨親會、愛別離、求不得、五陰熾盛(前七苦的總結)。他毅然捨棄世俗的榮華欲樂而出家，那是為了尋求徹底滅除痛苦之道，但這並非單為個人的解脫，而是為了全人類和有情眾生的究竟離苦得樂利益，遂以此洞見睿智，義無反顧地將私愛與欲念昇華成清淨無私的慈悲；出家，便可以心無旁騖，為實踐這崇高的理想而精進修行、探索。因此世俗對出家者所謂「自私無情、消極遁世、不負家國責任和漠視人倫關係」等種種負面指責，實在是非理性的誤解。太子悟道成佛後回國，慈悲開度他的父王、妻兒和親族平民，以及四十餘年在恆河兩岸不辭勞苦的教化工作，便是最佳的證明。為修學證悟佛道而出家，繼以佛法開解人們的心結煩惱，破顛倒邪見、除迷信行為，提倡積極行善棄惡以改善和掌握自己的命運，鼓勵建設自他身心和樂的公平社會，進而指導修學究竟離苦得樂清淨之法，難道這是消極無情、遁世無義之事？難道這不是對家國人民的一種回饋和貢獻？在人生的各階段中，要面對各種不同的抉擇，無論何種抉擇都需要付出代價，取捨的原則，決定於其理想與成果的究竟意義和實質價值。後來出家學佛修行的正信弟子，盡管因緣各異，最低限度也不會偏離悉達多太子出家的動機和目的太遠。不同的是，世尊已將覺證的生命實相和滅苦之道如實開示，佛弟子只需依八正道為修行基礎，從聞、思、修的次第老實修學，待福德與智慧成熟圓滿，便可以如佛一樣，證悟真理，自度度人，這是通於出家和在家弟子的。
前述試以釋尊為例，撮要出家的原因。但既然出家與在家一樣，都可以學佛修行證悟，自度度他，那為何要出家呢？這又要回溯釋尊成立僧團和戒律的因由了。「導之以法，齊之以律」，方法與紀律，是成就的關鍵。此法，當然是指佛法—覺悟宇宙人生真理及滅苦之道者的正確知見；律和戒，是僧團(及在家眾)裡所要共同遵守之適當規則和行為規範。佛成立僧團制度，目的是要令佛法有效和確實地延續和推廣，利益後世有情眾生；佛曾清楚開示，要「以戒為師」、「以法為師」、「自依止，法依止，莫異依止」。因此出家眾的主要使命，是要繼承佛出人間的本懷，捨離世俗緣務欲樂，和合於一處互相教誡，遵從戒律，約束身心，專心致志地修學、實踐、主持和宏揚佛法。在家修學佛法者，因為外緣繁雜，環境的使然一般是較難達成上述的使命和效果；然而其重要性亦不容忽視，所謂「內宏外護」，佛教的興衰，是取決於出家眾的素質，以及與在家眾的互相尊重、支持和衷誠合作上。出家和在家的佛弟子，可以比喻為教師和學生的關係；並非所有學生都會或需要成為全職的教師，但在合適的因緣條件之下，學生當然可以按照自己的志願，擔任全職或兼職的老師，履行相應的功能和義務。
太虛大師於《靈鷲山勉僧》詩云：「覺樹枯榮幾度更，靈山寂寞倘重興！此來不用傷遲暮，佛法宏揚本在僧。」慶幸有菩薩高僧大德的主導，漢傳的大乘佛教方能從風雨飄搖中漸漸復甦過來！隨著時空因緣的變遷，佛法的宏揚出現了不同的適應性，但無論如何，終不能遠離佛法的核心—中道緣起之根本教理和戒、定、慧的修學實踐。在暢佛之本懷，推行「人間佛教」的時候，於善巧方便與樸實無華之間應取得適當的平衡，如此佛法方能久住於世，更能深入和廣泛利益有情眾生。為報佛之大恩和眾生之恩，為免世俗的譏疑，學佛當自強啊！
